半旗国度

十年前的今天，我正拎着书包，混迹于游行队伍中，与川师中文系大四应届毕业生、也是彼时我的实习老师们一道，行走于骄阳之下的成都某不知名立交桥上。对招致死亡的暴行的愤怒与年轻的亢奋精力混杂在一起，人们群情激昂。这一天因为南斯拉夫前夜的战火而变得不同。而十年后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场具有狂欢气质的抗议游行。

1999年5月7日晚，我正呆在实习老师的宿舍。她们狭窄的铺着塑料蓝格子布的书桌上有台小录音机，摇曳的灯光里许美静来来回回地唱《铁窗》。有人正在洗澡。稍后便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一阵一阵地经过窗外。我们跟着人群奔出去，看见有人举着蚊帐写就的标语，聚在留学生们住宿的外事办门口抗议——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九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再度响起，只是这次是名曰“跑余震”。都是在微凉的五月夜晚。

次日清晨，一个宽且长的队伍从狮子山出发了。我混杂其中。我懵懂地看着年长于我七八岁的人们面上激动的神情，看着熟识的一人走在队伍旁边，意气慷慨地诵读他的诗歌急就章，博得众人齐齐叫好。他似乎已不认得我了，我也疑惑我认识的人是不是他。汗水的气息，灰尘，嘈杂的人声，五颜六色的旗帜与衣裳，这一切汇聚成一种鲜明的味道，与老狼等人的民谣歌声一道，成为1999年的我对大学最深刻的印象。然后我便乘车回到了自己的学校。

到校后，我写信对远在北京的江长仁先生道：我参与了这次游行，我和我的同学们对这一暴行很愤怒。江先生教历史，那时已从北大教务处处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。不久后，他回我信，是少有的严酷语气。他说，年轻人的任务是学习，唯有学得知识，才能真正报效祖国。

我站在收发室的门外，读他老人家用毛笔写就的回信。他写道，素日来我处的不是硕士生便是博士生，我乐意与他们交流学术问题。你若无心向学，便不必再与我联系。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。隔壁的琴房里传来叮咚的钢琴声，逐渐为飞机的轰鸣声所掩盖，我抬头望望天边穿行于晚霞中的灰色双翼练习机，颇有些赧然。

当时就有些微的自暴自弃了。回宿舍的时候有几个同学在，她们不知从何处得知我与江老通信一事，好奇询问不断，中有一人说，我们这群人里，以后就指望你了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这位同学大约早已规划好自己的人生，数年前她嫁予一当地富商，也早已不在一线教师职位。我那时坐在她们对面，忸怩得不行。她们大都年长我2岁左右，我一向为自己稚嫩的处事方式自愧不如。如今她们一齐过来探望称赞，我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那时的女同学们，现在都已为人母。而我一人在异乡。十年光阴不长，别人用之与人情感纠葛，而我用其自省自嘲。那年与江老通信，曾以北大为念。后失利于武大，遂考研，恐力有不及，保险起见，报了川师。于是故地重游，一去便是三年。

当年拥堵着示威学生的外事办门口，如今贴着内有餐馆的红底招牌：嘤鸣园，内有各色粥品，小菜。园内绿树成荫，花圃里种植着绿色蔬菜，它们的身份是我和爱丽丝同学、尹大妈以及李大梅永远的争论话题。院子里的小路上白色与粉色的花瓣飘落一地。我们云淡风轻地前去喝粥，顺便对外面铁椅上三三两两的表情臭屁高声讲着韩文的留学生念叨：要死的思密达。

我居然一直忘记了，1999年的时候，我曾经来过这里。  

去电影院了。看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。

我就恨得牙痒痒，气得声发颤。陆川一如既往地冷静直接，然后我看见孙中山像被放倒，如国人某个时刻的尊严或者精神一般，破席裹面，任人拖行于杂乱的废墟之上，留下几道很快被战火与尘土覆盖的痕迹——间杂胜者几声谈笑。

看别人整齐划一的步履，看我们麻木沧桑的表情，看杀戮与被杀戮，看掠夺与被掠夺，看强暴与被强暴。是的，普通百姓总是等待着被救或者被杀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靠自己——自己让自己生，抑或让自己拥抱另一种有尊严的死亡。人人都以蝼蚁尚且偷生为念，无目的，无信仰，也无追求，只为活，可是活着做什么，他们可能会说，打麻将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为日方的态度争论不休，正像此刻大家为陆川选择的叙事视角争议不已。人多口杂，并且侈于空谈，这就是我们。日本至今仍然是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邻居，至少在决策层，“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”这句话没错。他们的可怕在于，在他们的民族精神里，有一种为达目的不懈努力的韧劲。正如入常一事上，他们所表现出的可怕的战略性的忍耐与坚持。我们也能忍，但是我们没有目的，有的只是求生的本能——最糟糕的事就在这里——连最基本的血性都没了，更遑论励精图治，尝胆卧薪。

国人没有自己，只有众人。这是乌合之众产生的基础。从来没有救世主，也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大众。我们可以被煽动，可以有错误，但是我们不应该以大家是否都做一件事来判断事情的价值与对错，更不应该用这一标准去衡量并且嘲弄乃至压迫阵营之外的人。庸众，鲁迅这么说。没有自我的民族，永远混沌而愚昧，苟且，没有尊严，任人宰割。

然而启蒙者要么湮灭于众，要么被众人所戕害吧。我发现，我也就是只会嚷嚷而已。